這本於2005年出版的書，作者Steven Levitt(1967-) 198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、1994年獲得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博士。1997年起Levitt在芝加哥大學任教，3年內從「終身聘任」助理教授升為教授。2003年獲頒有「小諾貝爾經濟學獎」之稱的克拉克獎(John Bates Clark Medal)，這個獎為美國經濟學會每兩年選出一位40歲以下對經濟學已有卓越貢獻的年輕學者，大部分的的得主在25年以後都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，例如Paul Samuelson、Milton Friedman等人。
Levitt認為我們不一定需要數學來了解世界，他只想藉由問有趣、有意義的問題來了解世界如何運作，如果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數學，那模型自然就會出現。他大部分時候選擇的是簡單的統計方法，從資料中找到一些與經濟直覺符合卻又違反傳統智慧的結果。本書的立基在說明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，抽絲剝繭找出各項誘因，算得上是解開所有謎題的關鍵。而誘因通常有三種性質：經濟、社會、道德，但經常三者兼具。
1.1990年代美國犯罪率為什麼會大幅降低？這與犯罪學中的超級掠奪者理論(Superpredator Theory，於1990年代開始流行，它假定有些衝動的少年犯會毫無悔意地實施暴力犯罪。因此有犯罪學家預言，青少年犯罪會大大增加)的預測不同。合理的原因有那時期經濟繁榮、槍枝管制法擴大實施、紐約推動創新的治安策略等，但Levitt最後根據資料，判定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來自1973年美國墮胎合法化的「洛伊訴韋德案」(Roe v. Wade)的通過。
因為出生於劣勢家庭環境的小孩，日後變成罪犯的機率高得多，由於墮胎合法化，這些小孩並沒有被生下來，因此多年以後犯罪率開始下降。
2.為何毒販還和母親住在一起？這要從1989年時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的印度學生Sudhir Venkatesh(1966-)的瘋狂經歷講起。註：這故事首先被披露於「蘋果橘子經濟學」中，引起全球矚目，後來Venkatesh(現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)於2008年出版了暢銷書「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」(Gang Leader for a Day)。
當時Venkatesh的指導教授要他去訪問芝加哥最貧窮的地區，並進行「都會區貧窮現象」的問卷調查，他意外來到黑幫大本營。沒想到他近乎天真愚蠢的行徑沒有招來殺身之禍，反而和幫派地區老大成為莫逆之交，更在對方保護之下，花費將近十年時間記錄所見所聞，這些資料成為社會學家夢寐以求的精彩研究素材，而Venkatesh當時就和Levitt合寫了一篇論文「販毒幫派財務的經濟分析」(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 Drug-Selling Gang’s Finances)。
幫派的運作實際和企業大同小異(與麥當勞最類似)，Venkatesh所混跡的幫派隸屬一個更大型的組織，屬於100個分支中的一個，等於是一個加盟店。加盟店老大把收入的20%上繳董事會，其他則可自行決定如何分配。加盟店老大除了有3個直屬幹部外，下一層是稱為「步兵」的街頭銷售，最底層則是200名小嘍囉，算不上正式成員，但須繳交會費，這樣除了可以不受敵對幫派欺負，有朝一日也有希望升任「步兵」。
加盟店老大年薪約10萬美金，如果他將來能夠擠身董事會(約20名)的話，每年大約有50萬美金的進帳。如果換算成時薪的話，加盟店老大是66美金、3名直屬幹部是7美金、步兵3.3美金(還不及最低工資)。為何毒販還和母親住在一起？答案揭曉，因為除了頂端老大，毒販賺的其實並不多，所以只能與母親同住。所以快克(Crack Cocaine，因古柯鹼昂貴，因此把粉狀古柯鹼和小蘇打粉與水放在平底鍋煮乾，就可以得到較廉價的快克)幫派的運作其實和典型資本主義的企業相同，必須爬到金字塔頂端才能賺大錢。
3.幹嘛投票？去投票沒有經濟上的好理由，那麼民主本能的動力來自什麼？瑞士是一個很愛投票的國家，但為因應近年選民的參與率逐漸下降，他們引進了通信投票(mail-in ballot)方式。但沒想到，當投票成本下降了，投票的人竟然也變少了。原因得回到投票的誘因，因為瑞士和美國一樣，有強烈的社會規範要求好公民要去投票。因此去現場投票存在一個誘因(或是說壓力)，好讓別人看到自己投下了一票，其動機來自希望得到社會尊敬、被看做是合作者、或只是為了避免遭人非議。所以之所以去投票，來自財務的誘因低於社會的誘因。
